岳阳楼记古仁人之心指什么

《岳阳楼记》中“古仁人之心”并非泛指古代贤达的普遍心态，而是范仲淹对一种特定政治理想的追寻与表达，这种理想的核心在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奉献精神，以及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豁达胸襟。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古仁人之心的完整图景。

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并非冷漠无情，更非消极避世。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境界，一种不被外物所左右的强大内心。范仲淹身处动荡的北宋中期，政治斗争激烈，个人命运飘摇不定。他曾参与庆历新政，意图改革弊政，却最终遭到保守派的反扑，被贬谪外放。在此情境下，能够做到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并非易事。这是一种历经磨难后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韧，是对自我情绪的有效掌控，也是对人生起伏的深刻领悟。这种豁达的心胸，并非天生如此，而是源于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。正是因为心中有更大的目标，才能淡看个人荣辱，才能在贬谪的困境中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继续为国家和百姓的福祉而努力。这并非消极的顺应，而是积极的自我调整，以求在逆境中保持战斗力，为实现远大目标积蓄力量。

然而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仅仅是古仁人之心的一个侧面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才是范仲淹所追求的古仁人之心的核心，也是《岳阳楼记》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。它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，升华到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担当。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这并非简单的忧虑，而是积极入世，无论身处何种位置，都始终将国家和百姓的安危放在首位。庙堂之上，他忧的是民生疾苦，政策得失；江湖之远，他忧的是君主昏庸，国家安危。这种忧患意识，并非消极的悲观，而是积极的责任感，是强烈的社会担当。他将个人的忧虑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他的喜乐也因此而建立在国家和百姓的福祉之上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并非简单的“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”，而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，将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进步紧密结合，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和奉献精神。

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时，正值他被贬谪之后，心情必然复杂。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遭遇的悲苦，而是将个人情感融入到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之中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从而升华了主题，也展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。这是一种自我超越，一种精神升华。他通过对古仁人之心的追寻，最终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融入其中，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和政治家责任的思考。

“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这句话并非感叹古仁人的稀少，更是对自身价值和理想的肯定，也是对同时代人的一种无声的呼吁。它表达了范仲淹对理想政治家、对拥有“古仁人之心”之人的渴求，更展现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殷切期望。他渴望找到志同道合之人，共同为国家和百姓的福祉而奋斗。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，也是一种理想的延续。

总而言之，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古仁人之心”，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，而是范仲淹在特定历史环境下，对理想政治家和理想社会的一种深刻思考和表达。它融汇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豁达胸襟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抱负，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、忧国忧民的精神。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，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，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不息。范仲淹的“古仁人之心”，也因此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，成为永恒的价值追求。